潘高峰

    今年大年初一凌晨，湖南人徐某大醉酩酊在上海閔行開車被抓，經檢測，血液酒精含量達到365mg/100ml，超過醉駕標準4倍，成為上海春節的“醉駕之王”。

    但與山東青島的一名醉駕司機相比，他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今年1月4日，山東青島交警查處了一名酒駕司機，血液酒精含量達到550mg/100ml，而且這只是測試儀的最高讀數。換句話說，這名司機把酒精測試儀都吹“爆表”了。面對交警，他還大言不慚：“敢開車就敢面對現實”“我一次性吹到位，結果出來我絕對配合”。

    550mg/100ml，令人咋舌。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并非個例：今年1月8日晚，湖北省武漢市交警查獲一名酒駕司機，測試儀顯示酒精含量“>550mg/100ml”，驚呆了在場交警；今年1月16日，甘肅省隴南市交警查獲一名酒駕司機，血液酒精含量同樣超過檢測儀上限550mg/100ml。

    極端案例背后，是各地酒駕交通違法行為的普遍反彈。在上海，剛剛過去的元宵夜，上海公安交警部門先后查獲酒駕33起，其中酒后駕駛27起，醉酒駕駛6起；元旦，140人因酒后駕車被查獲，其中醉酒駕駛65人。更惡劣的是，一些區還發生了多起醉酒沖卡撞傷交警的案例。

    上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下發了《關于2019年治理酒駕醉駕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門常態長效、綜合治理酒駕醉駕違法犯罪行為，切實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醉駕入刑跨越“七年之癢”的年頭，這樣的意見多多少少讓人明白，酒駕治理仍然任重道遠，違法行為依然面廣量大。

    猶記醉駕入刑之初，隨交警采訪查酒駕，曾整整一晚上“顆粒無收”。是什么讓嗜酒的開車人從當初的謹小慎微重又鋌而走險？原因可能很多，但社會上一些不斷為“醉駕入刑”開脫的聲音與做法無疑難辭其咎。

    2017年11月，浙江瑞安曾發生一起案例：一名張姓司機凌晨酒后開車回家，撞傷一名三輪車主，他將傷者送往醫院救治并賠償8000元。經血驗，血液酒精含量為139mg/100ml，屬于醉酒駕駛，負事故全責。按照刑法規定，張某應處1至3個月拘役，但瑞安檢察院卻作出了不起訴決定，由當事人“自愿”完成30小時社會服務代替。

    不起訴的依據是此前最高法的指導意見：對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浙江省高院據此印發了《關于辦理“醉駕”案件的會議紀要》，給出了量化標準：醉酒駕駛汽車，酒精含量在140mg/100ml以下，無規定從重情節的，可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切莫小看這樣的示范作用，筆者在采訪中發現，喜歡喝酒的“老司機”中，不少人對于139這個數字很敏感，并將其看做“會不會坐牢”的分割線。

    有律師曾統計，去年前9個月，廣東有81名醉駕司機被免于起訴。去年全國兩會上，有人大代表甚至提出，醉駕入刑后危險駕駛案件持續增長，擠占了大量司法資源，數量眾多的醉駕者被貼上罪犯“標簽”，人生受到影響，建議修改刑事訴訟法或進行立法解釋，建立“醉駕案件附條件不起訴”制度。

    因為一種違法犯罪行為太多而改法律，何其荒誕。據統計，2012年5月，“醉駕入刑”實施一周年，全國警方查處醉駕案件同比下降四成，北京、上海兩座一線城市醉駕下降幅度達到七成；2016年，醉駕入刑第五年，全國警方查處酒后駕車比五年前下降34%，醉酒駕駛下降38%。生命無價，正是嚴刑峻法，讓無數人的生命得到保障。

    當然，治酒駕要“堵”，也要善于“疏”。近年來隨著醉駕入刑，代駕市場壯大，代駕軟件風靡。但與一般的打車服務相比，代駕生意起伏大，周末和節日需求激增，平時卻訂單銳減；歲末年初宴飲激增，外來人員卻大量返鄉，容易出現供不應求。一些沒有準備的駕車人，酒足飯飽后遲遲找不到代駕，很容易因僥幸心理開車上路。此外，由于市場規范化不盡如人意，代駕人員素質良莠不齊，“黑代駕”時有出現，上海甚至出現過代駕酒駕的案例。

    如何讓代駕正規化、專業化發展？對于政府來說值得思考，對于市場來說也是商機。要改變代駕市場起伏波動大的劣勢，必須開發更多的應用場景，發展諸如旅游代駕、商務代駕、長途代駕等，并與汽修廠、KTV、酒店、飯店等行業聯手合作，做大蛋糕。

    醉駕一律入刑，規范代駕市場，“兩條腿”走路，這是對生命的尊重，也是對規律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