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誰幫你帶娃？”每到暑假，很多雙職工家庭就會為孩子的照看而發愁。報名暑托班吧，公益性的辦班點很難搶到名額；給孩子到機構里報個班吧，收費又高得驚人。

　　暑托班的供給側發展之路為何曲折？參與辦班的單位還有哪些困難需要幫助協調？“暑托難”的緩解之道又有哪些？

　　秒殺供不應求陷困境

　　穿過馬路，不到400米，這是從小呂同學住的上虹新村到閔行區虹橋中心小學的距離。雖然早上8時許外面已經驕陽似火，但奶奶仍每天送小學二年級的孫子來上愛心暑托班。“還是這里好，在家里能做啥？不是玩手機就是閑得無聊，大熱天也不可能出去玩，只能在家打發時間。到這里來還有老師教知識，還有同伴一起玩。”奶奶說。

　　崔乾臨是今年虹橋中心小學愛心暑托班志愿者隊伍的負責人，他是華東師范大學的研究生，學的是教育評價專業，每天從浦東三林地區橫穿半個上海到這里。他說，暑假里一共排了兩期班，每期4周約20個工作日，通過網絡報名，放出的名額幾分鐘內就被搶光了。今年依舊保持每期每人800元的收費，主要用于午餐、保險和耗材等支出，不僅使用情況須公示，每天的菜譜也會公布在教室門口。

　　虹霽班、虹霓班、虹明班，名稱很酷，管理方按年段大致做了分班，讓年齡相仿的孩子能更好地互動。按照閔行區今年推出的暑托班課程圖譜，每個辦班點都會設置“七彩課程”，涵蓋紅色傳承、思維培養、經典誦讀、活力健康、藝術賞析、實用技能、生命關護等七大類的課程。小崔說，除此之外，不同的班級還會根據孩子們的年齡和興趣點選擇開設不同的特色課程，還會安排一次外出的社會實踐活動，這樣的暑托服務怎么會不被家長瘋搶呢？

　　閔行區新虹街道黨工委副書記龔悅琦說，該街道戶籍人口3萬，常住人口8萬，周邊還是虹橋商務區的熱地，愛心暑托班的需求量特別大，報名消息一出，也是立即被秒殺，其中有不少在商務區工作的白領，是每天先把孩子送到暑托班后再去上班的，下了班再把孩子接走。在招生過程中，街道會拿出名額、照顧困難群體和為進博會服務的職工家庭等，體現公平公正，雪中送炭。

　　當然，沒能進入愛心暑托班而家長又實在無力照看的孩子，可以選擇市場上眾多的營利性暑托班。與叫好叫座的愛心暑托班相比，營利性暑托班的舉辦者基本上是培訓機構或教育咨詢公司，大多開設在機構內或商務樓里，收費相當昂貴，有些是按周收費。“我孩子的班收費還算是很親民的，每周收800元。先前去看過一個班，是機構與街道合辦的，每周一千多元，這算少的，有的每周就要三四千元，價格高得令人不敢想象。”家住虹口區的家長方先生說，盡管這樣，那些營利性的暑托班有的仍“一位難求”。

　　圖片說明：雖然辦班點大幅增加，正規的愛心暑托班依然供不應求新民晚報記者孫中欽攝

　　剛需監管真空露尷尬

　　閔行區數據顯示，去年參加愛心暑托班的學生接近4000人次，今年則超過了4200人次，辦班數也由去年的51個班擴容到了56個班。作為區政府實事項目，區鎮兩級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資源。

　　共青團普陀區委學生工作部負責人楊欣然說，今年愛心暑托班由去年的16個增加到了24個，兩期累計服務小學生約1500人次，增幅近60%。立足制度建設，各辦班點建立了“三員三志”機制，明確“指揮員（街道、鎮團組織負責人）”“巡視員（學校分管校長）”“管理員（班主任）”角色，發揮大學生志愿者、高中生志愿者和晨檢志愿者三方作用，原創了18條班級管理口訣，做到職責明晰、合力凸顯。普陀區的暑托班還整合市、區、街鎮各級各類優質資源，開設紅色文化、健康教育、藝術體驗、科技創新、職業體驗等類別的多元課程。

　　反觀市場上的營利性暑托班，廣告發布、招生規模、辦學資質、師資水平、托管條件等都比較隨意。由于暑托經營項目橫跨教育、家政、餐飲等方面，性質往往比較難以界定，這也導致暑托市場在監管上處于教育、工商和民政等部門職能范圍的“真空地帶”。浦東新區成人教育協會秘書長張萍說，暑托市場的興旺也給眾多培訓機構帶來了商機，有的稱“暑托班”，有的稱“暑期班”，其實就是學科培訓，只是由平時的雙休日變成了一周五天。但是，按教育行政部門的要求，機構是不能提供午餐的，哪怕是餐飲公司送來的也不行，因為畢竟是在培訓場所集體用餐，需要向教育部門備案相關餐飲企業的資質和衛生許可，問題是現在機構都是在打“擦邊球”。長期關注假期托管現象的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認為，假期托管乃至放學后的托管是家庭的“剛需”，也是一個發展趨勢，但目前有些營利性的暑托班就面臨著“合理不合法”的尷尬。

　　一方面，公益性暑托班供不應求；另一方面，營利性暑托班又令人望而卻步。那么，小學生的暑假究竟到哪里去呢？暑期照看孩子的主體責任又該是誰？上海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系主任王健說，“有困難找政府”這可以有，但不能什么都依靠社會來解決，尤其是三年級以上的孩子，怎么規劃和管理自己的暑假生活，也是他們能力培養的一項重要內容。社會上的公益性暑托班只是一個補充，第一責任人仍是家長。事實上，不可能把所有的學校都拿出來辦暑托班，也不可能讓大多數的在職教師和大學生都去做志愿者。何況，讓小學生在結束了一學期的學習生活后，馬上又轉入兩個月的暑期班，這等于把暑假變成了“第三學期”，這樣的暑假還有什么意義？放暑假了，待在家里或參加校外的各種興趣活動，是兒童休閑和發展特長的應有權利。

　　變通整合資源拓思路

　　2018年上海市政府實事項目提出“開設500個小學生愛心暑托班”。這也是本市愛心暑托班連續五年被列為市政府實事項目，仍明確是由團市委、市教委共同牽頭，市文明辦、市民政局、市財政局、市婦聯、市學聯和市慈善基金會共同主辦。來自團市委的數據，較之往年，今年全市的愛心暑托班數量從去年的432個辦班點增加到509個，實現了全市所有街道、鎮在整個暑假時段的全覆蓋。今年的課程總量也超過了10萬課時。

　　愛心暑托班的工作可謂細之又細、嚴之又嚴，但作為牽頭部門和舉辦單位，仍有不少難點需要克服，有不少瓶頸需要打通。王健表示：“放暑假的孩子是從學校走向了家庭和社會，所以，應當把對他們暑假生活的安排和看護看作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而不是單純地依靠哪幾個部門就能解決的。我們有那么多的科技、文化、體育和休閑場館資源，可以發揮他們的作用。還有，企事業單位也可以盡一些社會責任，為職工解一時之難。”

　　在松江區的上海農林職業技術學院里有個“警營小鈴鐺”親子工作室，開辦已有多年，這是松江公安分局為切實解決雙警子女暑假期間看護難問題，由分局工會牽頭舉辦的暑托班，今年吸引了分局160名民警子女報名參加。“警營小鈴鐺”根據年齡段分成苗苗班、蓓蕾班、菁才班、雛鷹班。農林學院團委書記胡慧春說，這個暑托班與政府的愛心暑托項目有所不同，這是警民共建的結果，是動員了學校力量與家長單位的力量。暑托班的課程一部分是團區委配送的，一部分是由分局民警支援的，學校還會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為同學們開設諸如“稻谷變大米”“盆栽制作”等實踐課，很受孩子們的歡迎。

　　市文明辦未成年人工作協調處處長蔡偉民近日走訪時發現了一個新形式。有些家長很“聰明”，白天把孩子往街鎮文化活動中心的圖書館里一送，在里面可以做功課，可以看閑書，而且還有工作人員和志愿者管著，午飯時叫個外賣，即放心又省錢。“這其實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就是暑托班的舉辦方應整合資源，可以從政府部門、群團組織向社會的公益性文化場館擴大，甚至還應鼓勵更多企事業單位為解決本單位職工的后顧之憂而興辦暑托班。”他說，多年來本市在舉辦愛心暑托班時摸索出的成功經驗，不妨可以推廣、復制到更多社會力量舉辦的暑托班里，關鍵是監管要到位。

　　[記者手記]讓暑托資源配置更優化

　　不是親耳聽到，還真不敢相信。一男生對老師說：“是爸媽硬要把我送進暑托班的，嫌我在家煩，影響他們打麻將。”雖然這是十分極端的個案，但折射的卻是暑假托管資源的配置和孩子假期生活的大事。

　　公益暑托資源肯定是有限的，怎么優化配置？答案應當是比較明確的。其一，就是只能配置給的確有困難照看孩子的家庭。其二，要給愿意加入公益暑托的舉辦方松綁，包括場地租賃、稅收的優惠，管理和教學人員的支援，課程開發的配送等，職能部門應當有所作為。其三，更重要的是安全問題，出了事情怎么辦？既要讓舉辦方始終繃緊安全防范這根弦，也不能讓他們太心有余悸，給暑托班上個“保險”，這也必須當成是社會的責任。

　　還有，相當一部分營利性暑托班是走市場的。這個資源的配置當然是由市場說了算。但是，這又是一個特殊的市場，涉及青少年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規定的各種禁止性條文，不能讓其成為“自由市場”。

　　連續五年的市政府實事項目中都列入了舉辦愛心暑托班的內容，說明這還真是個“暑假民生”大問題。“找市長”還是“找市場”，都不可小覷。